该访谈主要内容发表于《国家发展研究》2021年第12期

今年以来，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总体延续恢复发展态势，下半年，内外部风险挑战增多，例如当前的能源供给形势怎么样？房地产进一步走向何方？企业如何走好低碳转型之路？我们专访了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贾康先生，他长期从事中国的宏观经济研究，为我们带来诸多经济热点解读。

问：9月以来，国内“拉闸限电”现象已经波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广东、江苏等10余个省份，这种现象是否与“双碳双控”的大环境有关？

贾康：最近各地“拉闸限电”的话题登上网络热搜，一时间各种“通胀论”、“大棋论”传得沸沸扬扬。与此同时欧洲爆发能源危机，天然气价格今年以来上涨超过250％，电力紧缩蔓延至整个欧洲，英国、西班牙、德国等国电价暴涨。为了保证冬季的电力供应，西方国家掀起采购煤炭热潮，再加上布伦特原油三年来首次冲破80美元大关的消息，中国“电荒”和欧洲“气荒”背景下，有分析认为这场能源危机或将蔓延全球。首先，应该注意到我国目前传统的火力发电方式仍然是电力能源供给的主力，煤炭作为火电的主要燃料，前一段受产能不足的影响，供需不平衡，需求缺口较大，导致价格上涨明显，也就是说对需求端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本上升制约。近年来，为了积极响应低碳政策，国家从2017年起对煤炭行业实施减产、限产等措施，都对煤炭的产能造成了影响。煤炭价格持续升高，国内居民用电和工业用电价格仍然不变，导致发电厂发电越多亏损越多，没有生产积极性。其实这种风险，在很多年前曾经出现过，以称为电厂“集体静坐”。现在用一个新词形容发电厂，就叫“躺平”。

另外也有一些别的原因，据了解，中央提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本来是个长远目标，但是各个地方出于政绩的考虑在当下就要有所体现。作为政绩的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就特别注意高耗电行业，出现以行政手段简单方式控制电量指标的情况。其实多年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当时为了兑现“单位 GDP 能耗下降”这一指令性指标，出现有些地方发现这个指标要突破的时候，就拉闸限电，而实际结果是逼着企业为了保生产运营，采用柴油发电机组自发电应急，那么实际的碳排放量和单位 GDP 能耗是增加的。管理部门和企业之间出现如此扭曲的结果，足以提醒我们注意，一个好的目标实现过程，依靠的主要是机制的合理化，需要讲究实事求是，讲究科学的通盘考虑。目前大家看到，“拉闸限电”现象已经受到管理部门重视，相应做法已经有所调整。

问：今年我国已经正式启动了碳交易市场。您如何看碳交易市场带来的新机遇？

贾康：碳交易市场虽然已经正式启动，但是目前还处于开端和探索开拓的阶段。双碳目标紧密结合着的是高质量发展中的绿色低碳发展，在此过程中，整个碳排放交易体系涉及到中央、地方、企业三个层次怎么形成合理的互动，管理和运行方面如何更具有规范性的流程，这些方面的许多问题还值得探讨。

我们知道碳交易市场过去已经在国内进行了一些试点试验，这次制度规范性更上一层台阶。我作为研究者，感觉应至少从电力行业开始进行市场化运行，将各个相关主体碳排放的配额最好能够做到较高的精准度，能够客观地与综合指标对应权衡，让企业经过努力后与自己的配额期望值不要出现太大的误差，才有下一步所说的“更充分地的展开交易”。其中的客观性和公平性，是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和总结经验的地方。

碳交易市场后续的发展，还要匹配金融创新，首先“碳金融”要对应数字化时代，其次要形成一个和谐的可持续的健康协调机制。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碳金融的开拓，应该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系统工程，碳交易市场的进一步培育，还需要具体落实到更具有专业特点和精细化特征的产品上。

问：您觉得“双碳”时代的到来，首先会对哪些行业产生影响？当下我国的中小企业该如何去把握产业发展趋势，搭上“绿色动车”?

贾康：双碳时代的到来对行业的影响，我觉得首先是促进碳排放明显比较多的行业降低碳排放，因此会有一种倒逼效应促使企业去适应大形势的需要。我国能源以煤为主不是短期内想变就能变的。这种资源禀赋格局，在世界上是相当独特的：我国煤电占比高达80%以上，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减少至2/3强，也占到66%以上。风电和光电合计已达到约10个点，还有10几个点的水电，还有几个点的核电，忽略不计的可能还有沼气和地热，但是什么时候像欧洲一样完全放弃煤电，当下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可以预见很长时间之内，中国基础能源还是要以煤来挑大梁，未来会努力逐渐降低煤的比重。这种国情之下，如何推进煤炭的清洁利用，是一个必须自己攻关的课题，这对于相关的从基础领域到成果产业化的各类主体，有明显的挑战意味。

众多中小企业怎样去把握产业发展，搭乘绿色动车，确实有很大的一篇文章要做。40年之间，企业的工业用电、商业用电价格是上升了好几倍，但是企业在其他领域的开支价格水平却基本达到一百倍以上、甚至二百倍、三百倍。就经济学特别注重的比价关系形成利益考虑的行为选择而言，目前企业和居民都不会真正把节电作为自己的内生动力，正是有其客观原因。发展的大方向，是需要在电价改革过程中，通过几个轮次的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将高耗能的少数企业淘汰出局。比价关系变化传导到最终消费品时，政府应及时适度地提高低保标准，使最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而中等收入阶层会自觉调整消费习惯，趋向于低碳化生活。从企业到家庭成员，如果能够把节电、节能形成自觉行为和长效机制，才是充分调动了社会主体的低碳绿色发展内生动力。低碳绿色、节能降耗的手段，一定还是要以经济手段为主，实际上，涉及一轮新的价税财联动改革，需要我们寄希望于共成功。我国现在以极高的代价治理雾霾，今后要更多转向依靠制度安排机制创新，配之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一步步实现“双碳目标”。

问：对于共同富裕该如何认知，理论界、学术界、企业界等在内的社会各界发出了热烈而积极的反响，您认为共同富裕的路上存在哪些问题？

贾康：中央会议多次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导向的富裕，这表明科学而理性地认识把握非常必要。共同富裕的优化推进和现代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配套改革，必须融为一体。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顶层设计方案的出台，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目标和要求，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在此背景下，目前中央的指导思想非常清楚，目的就是要加大力度去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既承接了改革开放富民政策的思路，又与当前已明确的“新的两步走”实现现代化中国梦的战略部署相呼应。今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的第十次会议上，如何扎实促进共同富裕成为重要的会议内容之一。作为中央高级别会议，其释放的信号也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此次会议对共同富裕的表述，在过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概念之外，特别强调了第三次分配，并明确了一、二、三次分配作为系统工程的总体指导方针，是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

三次分配在时间上其实是共同存在的，但在逻辑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首先有初次分配，继而有再分配，再往后才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应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把蛋糕做大，这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大前提。第二次分配简称再分配，这个过程政府的作用有所凸显，要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节，适当地把收入分配的差异化程度向下加以调整。直接税在再分配过程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相关的调整，高收入群体要让渡一部分初次分配已经拿到的收入来充实国库，支持转移支付，这样以规范的方式抽肥而补瘦。

结合国际经验，第三次分配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可知有共性也有差异化特征。仍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国，第三次分配的进步也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之后，第三次分配必须注重和遵循自愿原则，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主要是引领和鼓励，比如基于税收的优惠和制约，政府可以对一些社会上的非政府主体引导他们支持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对于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问：疫情加速了很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您看来，当下我国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还有哪些挑战？

贾康：中国数字化企业的发展有长足的进步，大数据、云计算、分布式计账、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这样一些新兴技术和金融服务在结合中，又和实体经济日益结合，在整个运行中间可以看到给各个行业赋能。现实非常雄辩地证明了邓小平当年非常强调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他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对于科学技术“革命性力量”的认识，和西方学者有价值的思想贡献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里所强调的“创造性毁灭”概念，以及现在企业界大家认同的“颠覆性创新”概念，是相互印证、一脉相承的。

新供给经济学里的解说，是说生产力根本上由其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其实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由于供给侧的创新，划分了经济社会不同阶段、不同时代，成为这种阶跃式上升中最关键的因素。发展过程中，科技水平从低到高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力进步，传统认识的生产力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如果再把科技联系在一起，并不是给三要素做加法，而是做乘法，是放大，所以科技是第一。

企业界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不要简单地听从社会上的一些带有危言耸听特征的说法，什么底层逻辑已改变、大变革时代风雨欲来等这些说法，我们应该更有底气地来考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本路线执行过程中，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这些权威信息，支持着我们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数字化平台企业，继续按创新发展大方向寻求健康发展。

问：恒大的债务风险最近一段时间被大家热议。在您看来，它产生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又将给房地产市场释放哪些信号？

贾康：房企出现问题的客观原因，可能跟前段时间政府的一些调控措施有关系。比如，在贷款的去向方面，政策方面越来越要求区别对待，政策提出对实体经济中的制造业要更多的给予贷款支持，要对小微企业更多的支持。而对于房地产这个领域里边的融资政策划出红线，明显收紧。但还是要强调也需从主观原因看，前些年一些房地产企业可能在扩张方面存在用力过猛、战线太长的问题，也有的企业过于多元化扩张了。总体来说，资金链一旦出现紧张，危机的局面可能就会跟出来了。

整体看，我认为当前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总体而言还是可控的，但需要有关管理部门密切跟踪实际动态，及时出台必要的一些措施，按照法治化的轨道化解矛盾。房地产是中国经济实现自己的成长性而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柱产业，其形成的整个上下游的链条会拉动经济的大盘。要防止房地产企业的风险向其他一些产业的扩散，高度警惕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尤其是要注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和第二张牌，不能让其轻易传到下面去，引起连锁反应。

因此，政府要高度重视房企风险，紧密跟踪事态，在防范与化解房地产风险方面要进行积极的考虑和布局。目前看政府可用的手段还是不少的，当然政府出手去化解危机因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不能拿一个方案去解决所有企业的问题。而且要尽量按照合乎市场经济的规范采取措施，而非简单地使用行政手段去解决问题。

当然也有人提出，优胜劣汰是市场的基本原则，淘汰掉该淘汰的企业本来就是一个大洗牌的过程，所以，政府没有必要出手去救房地产企业。但是从已有国际经验看，贸然一举刺破泡沫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如果不能及时收敛这些影响，就会使得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比如，美国当年的次贷危机前期处理就是一个教训，当时美国政府没有及时出手救助雷曼兄弟，任其破产，导致了金融海啸升级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就不是一个仅仅援引市场优胜劣汰原则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因此，面对泡沫刺破可能带来的风险，在适当的时候，政府可以从全局角度考虑，截住资金链条断裂的危机冲击波，降低风险。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尤其是城镇化高速发展期应还有约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因为全国14亿人中还有一大半的人没有取得城市户籍，无水分的真实城镇化水平反映在户籍人口城镇化指标上才仅为44%出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情况。

因此，一些唱衰房地产业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房地产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一定还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当然，当前房地产业的调整也是极有必要的，房地产业总体而言从黄金时代已转为白银时代，以后还会转向更为沉稳的黑铁时代，但最关键的，一定是具体分析冰火两重天格局下特定城市、特定地段的情况。关于未来的政策取向，对应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格局的冰火两重天，也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未来的政策取向应会继续延续一城一策的取向。

问：目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诸多的挑战:如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所带来的挑战，您如何看民营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贾康：民企的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开的大格局。改革开放40多年过去，民营企业的基本情况已不是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最近的讲话中再次重复了民营经济的基本数据是“五六七八九”，即“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

而且笔者在调研中感受到，在一些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民营企业发展的结果是半壁江山已越，所谓“五九之局”渐多。国企的相对优势在于大规模、资本密集，那么随着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与生产流水线结合的发展，国企提供的就业岗位可能还要萎缩，而民企却可以在这方面填补国企就业萎缩的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强调的“六保”中的首位，是保居民就业，这支撑着全局的基本稳定，支撑着基本民生这一必须保证的目标，而其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来自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它们的就业支撑力。

直观地看，民营企业对于全局的意义和影响，应该使我们在战略思维上有进一步的提升：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全局性问题，一定要注意怎么使民营企业在继续吃好定心丸的过程中，得到健康而可持续的发展。这方面的相关矛盾和纠结，也必须加以正视。

让民营企业吃好定心丸这个命题，绝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中央领导人在重要讲话中反复给出的信号和指导意见。基于实际生活中的调研，我认为在民营企业发展这个问题上，怎样纠正一些偏向，以及继续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创新发展，在当下已经明显形成必须正确结合、理性统筹的两大视角。

一方面是纠偏。最近一段时间，一系列针对互联网企业的纠偏和整顿措施在陆续出台，几乎涉及这些年冲到一线的所有头部企业。纠偏显然是必要的，必须纠偏，才有民营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但也要明确，所有的纠偏，都并不否定民营企业的已有创新成就，都是旨在使民营企业更好地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中存在的对民营企业认识上的一些非理性、出偏差的因素，也不可忽视。仍有一些观点陷于论事要贴姓社姓资标签的思维。这表现为现实生活中虽已确立了企业“竞争中性”原则，却迟迟未能真正形成与之必然相匹配的“所有制中性”环境，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直接对“所有制中性”概念发起批判。这种氛围使民营企业在实际生活场景中往往被打入另册。有民营企业感觉受歧视，难定心，行为趋于短期化。因获得的安全感不足，为了求得安全感而脚踩两只船等问题也在发生。我做的一些调研里有很多案例，有的企业家直言：我早就做好了准备，味道不对、风头不利时，我可以拔腿就走。中央对此及时察觉、高度重视，陆续出台多项相关指导文件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尤其是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力批驳了“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论”和“直接控制民企论”，肯定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这一明确定位，正是要使民营企业吃好中央给的定心丸。

打入另册可举出的另一现象，是融资领域不同所有制企业往往受到不同的实际约束和面临不同的风险性质。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之所以被称为带有长期病根特征的现象，客观讲，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技术性的问题。中国的一亿多家企业里，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在融资方面，小微企业的项目单个看，普遍特征是风险度高、安全度低。一个比较成规模的、在商言商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如果支持这类小微企业的融资，一单一单做好每个具体方案，形成的综合成本是相当高的。它们天然地倾向于首先考虑锦上添花式给安全度高、风险度低的大企业融资。这是技术性原因。

对这种技术性原因怎么解决？当然也需要有综合方案，比如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支撑的技术手段，可以把在商言商的商业金融边界往外推来覆盖一部分中小企业贷款。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接触到在金融领域，一些银行业资深人士私下比较直言不讳地说，对待国企和民企的融资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对国企的融资是安全的，所谓责任终身追索，万一出了事情，风险不会升级，一般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但对于民营企业，银行万一出了什么差错，追责时会首先投来怀疑的眼光，跟着要问银行工作人员跟民营企业家是不是搞了什么暗中的名堂？这就是性质升级的风险。因此，国企出了问题我们可以给它输液打点滴，大胆进行扶助、救急，但民营企业如果出了问题，可能态度就是让它们自生自灭。这种区别对待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是需要正确解决的实际问题。

总的来说，从大局，从战略，从现代化客观要求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等层面考虑，相关各方都有必要深刻领会中央指导精神，让民营企业继续吃好定心丸。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